务虚时代下的国贼——李鸿章

一

近日看老剧《走向共和》，其前半段多以李鸿章之视角演绎，李鸿章何许人也，若非要集这百年悠悠之口套出几个词来，想必就是汉奸卖国贼之类的了，至少用于普及基本历史常识的历史课本中，作为百年国耻代表的《马关条约》与《辛丑条约》之上，就铸着该君的名字，所以这样说也没错。

所谓汉奸，所谓卖国贼，这两个词至少在中华文化体系下是一种性质非常恶劣的词了吧，这与百年辛酸史，或者说在国家危亡之际国人对所谓“忠臣名将”的向往是分不开的，无论何人，无论何时，只要在身份认同上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对待这些人都可以堂而皇之的啐一口唾沫，道一声“呸”。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眼中，对历史的“通俗看法”（所谓通俗看法，是指不专门研究某一段历史的普通人，对身处该时段历史人物的主观看法，或说评价）是有底线和顶线的，底线想必就是卖国攘民等龌龊行径了，而顶线就是所谓为国请命的英雄们了，或者说以死明志的气节。当然除此之外，在看待历史人物时，顶线与底线往往还联络着主角道德的好与坏。

二

底线之下，无论之前干过什么，无论这个人作为一个人来讲怎么样，都不值得原谅，参考秦桧与汪精卫（前者还跪着呢）；而顶线之上，有所作为当然更好，但似乎事情做没做成也没有太大所谓，死谏，不趋附权贵，最好再带点文采写些个正气凛然的东西或者稀里糊涂的处在一段展现美好品行的故事中心，都值得树碑立传，万世景仰（至少在大部分国人心目中此类人物的形象是好的），参考孔融。

底线之下，无甚好说，做了过分引人注目的坏事情，难道还会有很多人愿意去考虑你干这坏事之前的心路？大部分人会憎恶你，少部分脑袋勤快点的人会在憎恶中加上一些同情，还有极小部分人会把你当成一个工具，表达他们“看清事实”与“与众不同”的工具，这一类人不谈也罢，他们不懂得当瑕疵多到一种程度时，瑕不掩瑜这个词是不适用的。

但顶线之上就会有一些问题了，在史书中活成这一类的人心念一动就能想出很多，他们大部分都可以作为鲁迅先生笔下我中华的脊梁，但我偏偏把孔融放在这里，为何呢？是因为我想说明这条适用于大众的对历史人物看法的惯性思维多半有些不客观。“孔四岁，能让梨”，这是大部分人都清楚的故事，别的不说，我在痴迷三国的那个年龄，总还是把孔融当成个人物的。但稍稍读点书，以今日之眼光，想瞧得上孔融这个人实在是难，可他却在未来的两千年里享尽英德之名，被无数父母当作启蒙孩子的一个典范，与古往今来无数仁人志士枭雄豪杰并排而立，我以为实在是忝列其中啊。

三

让一个梨便得以流芳千古，这个梨也实在是贵的很啊，让梨这个操作也算是东汉末年一个最成功的炒作了吧。但我实在是不明白大一点的梨子是孔融吃掉还是他哥哥吃掉到底对他们一家或者说对他们兄弟二人能有多大干系呢。非要说的话，难道梨子在东汉越大越香？而大到一定程度会产生口感上的质变？还是一个天生不太喜欢吃梨子的小孩在东汉不太常见？

我以为是后者，毕竟在一个百姓连饭都吃不饱的时代，产生一个类似孔融这种不喜欢梨的小孩实在是困难，这也是保证这件事合理性的唯一解释了，不然孔融一家想必都有癔症。

但遗憾的是，事实来看他们一家就是有癔症，也许是遗传的吧。毕竟硬要说的话，他们的老祖宗孔丘也有癔症，但孔夫子的癔症到底是在我这个两千多年后的后生眼里才能得见的，在孔夫子那个时代就算是癔症也多少有些可爱。但一种病毒也许两千年前无伤大雅甚至可以说是可爱，到一千年前病毒几经变异变成了值得称颂的一个身体特征，而到了一百多年前当一个群体把感染了这个病毒当成荣耀并认为人人便该如此的时候，来了另一群没得病且更强壮的人使得感染这个病毒变成了自然选择的一个逆选项时，有一些病人开始尝试治病但囿于同胞掣肘与病毒几经进化下的狡诈以及自身体内病毒的顽固，失败了，对于这种人，在考虑失败后果之前，我以为首先得感慨一下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至少这是我尊敬孔子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我认为对卖国贼李鸿章，有必要进行另一番议论的原因。

四

以上所述的“癔症”，我想与今年的新冠肺炎多少有些类似，症状复杂容易变异，只是这癔症并不作用在生理上而是作用在精神上。其症状很多，五花八门，但我今天想谈谈的只有务虚。

就像孔融让梨得到赞扬一样，赞扬的不是让梨这个动作而是其谦让的品德。我从不否认谦让是个美德，但让一个历史上实实在在活生生的人，因为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成为了根植一个名族内心千年的道德符号，我认为实在是荒谬了些，哲学上喜欢将一件事情推到极端而后再观察其是否仍然符合某一标准，而长大后的孔融倒着实使这个荒谬的意味更深了些。

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与个人的努力，一件名门世家随意记录的小小的事情，让一个人毫不费力收获了也许是古往今来来自孩子和家长们最多的赞誉，这不是偶然，而是自先秦到清末国人一直存在的务虚观念，几个小小的汉字，所谓仁义礼智信孝廉，都是好的优秀的修身品德，也从来都是封建时代的国人精英们竞相模仿参照的对象，可仔细想想，这几个字有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的标准与定义吗？是所谓的标准管用还是历代大儒帝王的一声惊叹或者流传坊间的一段传奇更加管用呢？普通人是实实在在的做事更能得到赞扬还是卧冰求鲤式的“作秀”更能得到赞扬呢？

这些品德确立之初的好坏我无从得知，但由于上述文字解释权等原因，这几个字或者说我中华中世纪所追求的那些抽象的概念，渐渐变为了权力与利益的代言人，成为了统治者所谓推行“王治”的工具（与其说是王治，不如说是愚民）。而随着皇权的愈加集中，传播这些务虚概念的工具，即我们引以为傲的科举，使得无数中世纪乃至近代的国人精英沦为了务虚的奴隶，深陷囹圄而自以为自由（李鸿章有改变很多事物的资本，但他囿于所谓忠君之类的概念敷衍其事含糊其词，想必也是务虚已入骨髓矣）。在没有西方文化冲击的情况下，整个民族和国家都浸沐在这务虚的汤药中，难以自拔。

我本身是一个很懒惰的人，所谓磨洋工的一把好手，所以倘若我在百年千年前的话，肯定会变着花样以把自己弄死为标准去对应这些百姓追求统治者喜欢的概念，也许周围正好来了个大儒书圣，听说了我的故事的话还能把我的事迹记录一些，这样“流芳百世”的难度的确是大，但想必也比实干勤学的概率要大的多，还省去了不论是脑力还是体力带来的困难与麻烦，整不好运气更好点倒是能成为孔融一样的道德符号，实在是妙啊，妙不可言。

既然务虚便能带来一切能够自我宽慰还得社会认可的东西，那作为贵族官员干嘛要务实呢？留着指甲，以商贾为耻，以农桑为耻，以一切实干为耻（当然社会是需要人做实事的，但做实事在我们的文化里受待见吗？所谓君子远庖厨，历朝历代各个英雄豪杰当然也有很多实干的，但实干的基础仍然是这个务虚的社会，这本身就给这个实干抹上了一层务虚的阴影），专注虚妄的经学便能高人一等，有文才胸富万经的为官一处自是高高在上，没有这个本事的寒窗苦读一番也能落个“读书人的偷能叫偷吗”的阿Q式精神胜利，在精神上又是高高在上，都是高高在上，在1793年英国使团来华时是高高在上，在19世纪被英国揍、被日本揍之后还是高高在上。永远都是高高在上，这一词也许便能概括李鸿章一生大部分清廷官员的心理了吧，即使对洋人卑躬屈膝，对着百姓照样还是高高在上，照样是所谓“牧民于野”的当代俊杰。

欺民，罔民，愚民，却将这种行为解释为王化，“王化”过后便使牧民如放牧牛羊那般简单（如此看来儒家的王治倒是能够作为畜牧业一个很好的理论），古语中的这个“牧”字用的很是精髓啊。这也概括了务虚之道能够得以盛行，国人能够自欺欺人的原因，在这样一个务虚时代之末，则有国贼李鸿章。

五

梁任公先生在1901年为李鸿章做的传记里，有这样一段话：

夫李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则吾所能断言也。李之死，于中国全局有关系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在政府失一李鸿章，如虎之丧其伥，前途岌岌，愈益多事，此又吾所敢断言也

加之记述一下李鸿章光绪元年所上之奏疏：

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涴人之具；取巧之士，又以引避洋务为自便之图。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际，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摘录至此，不由扼腕感慨百多年前洋务之艰难，掣肘之猖獗。

引避洋务以自便，多轻松的自便之法啊，从前务虚以留其名，尚且还得付出诸多代价，而洋人来了后为一个高风亮节之名，却只需对奇技淫巧表达不屑，对操办洋务以自强求富之人以鄙夷眼光视之。多轻便啊，居庙堂之高则上书参劾，处江湖之远则煽民怨怼，永远站在务虚下道德的制高点，倒颇像今天的键盘侠，下笔滔滔如有千言，若问韬略胸无一策。可惜的是今天的键盘侠倒是稍讲道理的人就会心生厌恶，而那个时代做一个真正杀人的键盘侠倒成了政治正确。

而“求制胜之实际”这句话倒着实让我奇怪，我实在不知道制胜的实际为什么要求。在一个逝者如斯夫的三维世界，什么东西都是一锤子买卖，制胜难道还有实际与不实际的分别？一个管理着四亿五千万人口的朝廷，于国事竟要以“实际”与否为争论点，实在荒唐（也许以往务虚之实际对洋人不管用吧，毕竟洋人大部分人都不给你“牧”，明明这才是现在看来正常的表现到了晚清士大夫眼中成了蛮夷无廉耻的表现，估计他们也很苦恼吧），也难怪任公先生有以上断言了。

这就是那个时代我国的头号国贼了，倒不知他卖的国是虚妄概念上的国还是实际意义上的国了，不知道满清朝廷在马关之后的朝堂上有没有这一议论。

六

说李是国贼的论据，我以为归纳起来大约有四个大点。其一为边防塞防之争；其二为甲午战争之败；其三为辛丑条约之耻；其四为死后余产之巨。针对这几点，我也想简单谈谈我的看法。

关于边防塞防之争，以今日结果的眼光来看李鸿章所谓的“放弃新疆”自然是妥妥卖国行为，引述其作此决策的理由大致如下：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

彼时背景正为日本寻衅侵略台湾，海防压力巨大，若忽略新疆一事，我以为兴建海防实在算是清末洋务少有的高瞻远瞩之举了，而对于新疆问题，李鸿章倒似乎想以外交途径解决（这也是他的惯用伎俩了，甲午之败这也是因素之一）。唉，彼时之人哪里懂得弱国无外交的道理呢，如此看来若无左宗棠收复新疆，也许新疆在那时候就成为了永远收不回的东三省了吧（九一八事变后民国政府也企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东北问题）。

也正应如此，世人往往厚左而薄李，但以我之见，左宗棠与李鸿章并无大分别，李并非一意放弃塞防而是以为边防更为紧迫，而左亦非务虚守旧之人，只是认为新疆之失已迫在眉睫而海上之难尚可以时日斡旋。边防塞防之争，与其说是善恶之争，倒不如说是厉害得失之争。可叹啊，百年后的课本中，左宗棠成了英雄，而李鸿章却成了国贼，实在只是命长与命短的分别啊。

而对甲午战争之败，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整个战争我仿佛看到的不是战争，而是一帮小孩在拿人命、鲜血与一个民族的尊严为筹码玩过家家，仿佛这个国，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国。世人皆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是以为耻，却不知陆军在朝鲜更是一败涂地。对此战的总结梁任公先生在为李所作传记中已经分析的很透彻了，我不再赘言，遂摘录如下。

当中日战事之际，李鸿章以一身为万矢之的，几于身无完肤，人皆欲杀。平心而论，李鸿章诚有不能辞其咎者，其始误劝朝鲜与外国立约，昧于公法，咎一；既许立约，默认其自主，而复以兵干涉其内乱，授人口实，咎二；日本既调兵，势固有进无退，而不察先机，辄欲倚赖他国调停，致误时日，咎三；聂士成请乘日军未集之时，以兵直捣韩城以制敌而不能用，咎四；高升事未起之前，丁汝昌请以北洋海军先鏖敌舰，而不能用，遂令反客为主，敌坐大而我愈危，综其原因，皆由不欲衅自我开，以为外交之道应尔，而不知当甲午五六月间，中日早成敌国，而非友邦矣，误以交邻之道施诸兵机，咎五；鸿章将自解曰：量我兵力不足以敌日本，故惮于发难也。虽然，身任北洋整军经武二十年，何以不能一战？咎六；彼又将自解曰：政府掣肘，经费不足也。虽然，此不过不能扩充已耳，何以其所现有者，如叶志超、卫汝贵诸军，素以久练著名，亦脆弱乃尔，且克减口粮盗掠民妇之事，时有所闻，乃并纪律而无之也，咎七；枪或苦窳，弹或赝物，弹不对枪，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局之人皆廉明，谁能信之，咎八；平壤之役，军无统帅，此兵家所忌，李乃蹈之，咎九；始终坐待敌攻，致于人而不能致人，畏敌如虎，咎十；海军不知用快船快炮，咎十一；旅顺天险，西人谓以数百兵守之，粮食苟足，三年不能破，乃委之于所亲昵阘冗恇怯之人，闻风先遁，咎十二。此皆可以为李鸿章罪者。若夫甲午九十月以后，则群盲狂吠，筑室道谋，号令不出自一人，则责备自不得归于一点。若尽以为李鸿章咎，李固不任受也。又岂惟不任受而已，吾见彼责李罪李者，其可责可罪，更倍蓰于李而未有已也。是役将帅无一人不辱国，不待言矣。然比较于百步五十步之间，则海军优于陆军，李鸿章部下之陆军，又较优于他军也。

战争之后，尚有广东水师向日本索要被俘舰只，理由竟是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荒唐至此，毫无国家民族观念，以五十步笑百步之典，李倒着实是那五十步之人，但一个国家只有五十步与百步的分别，岂不谬哉！

至于辛丑条约，我以为无甚好说，前两者对李都有切实可责可恨之处，凡是认为李无一点错误责任，无一点卖国嫌疑者都是巧言令色之人。惟此辛丑条约，说李是代国背锅言辞尚可牵强而去。只是可惜可恨啊，面对务实之世界，务虚者仍活在往日虚幻的天朝大国的旧梦里，可惜是针对那时被虚妄的概念奴役却自以为自由的愚民，可恨是针对朝堂上自私自利毫无理性的那几家几姓。

最后也就是死后遗产之巨了，关于这个我没有观点，也没做什么考证，四千万家产的言论没有什么根据，但清正廉洁的说法也就是自娱自乐了，而对于因为李鸿章财产甚多而输了甲午战争的言论，我也无话可说，见解如此，与键盘侠无异。以下摘录任公所作传记中的一段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世人竞传李鸿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足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管业云

以上四点，第一、第三、第四点我认为以此为依据对李进行口诛笔伐只是视李为国贼带来的惯性思维所致，即在摆出论据之前心中已有答案，而后用这些论据中的点去套已有的结论。这样做虽然看起来不够客观，但我认为实在是人心所向。而第二点则是“国贼论”的核心，也是李鸿章以及所谓大清帝国的转折点吧，在这一点上李鸿章有直接责任。从前被英法等一流列强欺负，但装饰门面倒还对的起“帝国”这两个字的隐形含义，今而兴洋务练出的新军在日本人面前不堪一击，以使敌人在朝鲜都不相信战胜的就是所谓清廷按照西法练成的精锐部队。

由此看来，这些活在近代的中古士大夫在务虚本领之上倒还是实在的啊，能够做到让外人不辨雌雄。

七

对李鸿章，梁任公先生总结其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又对其一生事迹评价为“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这一直可以视为是一个悖论问题，这一问题有诸多解法的原因其实也只是因为对英雄与时势有诸多不同的定义与见解而已。

英雄是什么，一怒之下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应该能算，这是就其权威而论的；率性任侠义气为先的想必也能算，这是就其个性担当而言的；富国强兵振兴朝政的一定能算，这是就其能力而论的；而为国请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也一定能算，这是就其一片赤子之心而论的。这四点似乎都没错，但偏偏国贼李鸿章似乎与后三点都沾些边，对部下讲情义，为国事不避艰难，临死之前尚在为国事操心，按这个道理，他该是英雄啊，在通俗历史评价上他该是顶线以上的人啊，怎么会落得底线以下的看法与待遇呢？还是引用任公先生的话。

十九世纪列国皆有英雄，而我国独无一英雄，则吾辈安得不指鹿为马，聊自解嘲，翘李鸿章以示于世界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呜呼！亦适我国之英雄而已矣，亦适成为我国十九世纪以前之英雄而已矣

是啊，自始皇帝嬴政开创中央集权政体之日起，五经四书浸染之下的千年务虚时代，又哪有什么英雄造时势的事情呢？始皇殁后有项羽，一个勇武过人的英雄在乎的是如何让锦衣不夜行，在意这种虚妄的概念使他重新推行分封。后有刘邦，有曹操，有李世民，有赵匡胤，有朱洪武，再有所谓康乾盛世，有所谓同治中兴，那么多个皇帝之下有那么多个能人猛士堪称英雄，可有谁真正造就过时势吗？似乎有，如周瑜赤壁的那一把火，似乎又没有，因为我只看到了一个个朝代的更替与牧民锁链的加重。也许以百年局部的眼光来看，总有公瑾一般的豪杰改造时势，但以千年民族国家的眼光来看，十九世纪前所谓的英雄，不过是在同一片天空之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罢了，他们从没有改天换日的见识与气魄。

话虽这样说，但英雄在他们的时代仍然是英雄，非要以今日之眼光视昨日之旧人未免落入历史虚无主义的窠臼。而对李鸿章以国贼的态度进行苛责，与此同理，无非是以今日之评价观点视旧时之英雄罢了。在对李一系列失误的讨论之外，我认为不应该让一个旧时代的先行者为他所处的整个时代背锅。

但话又说回来，这样一个不避劳苦的旧时代先行者，究其一生却为何在历史上仍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呢？

千年务虚时代，治经论典自然是务虚，可人毕竟是活在现实世界的啊，“务实”必不可少，闻鸡起舞者有之，改政变法者有之，“格物致知”者亦有之，为何集数千年这亿万之人，却无一个堪当变务虚时势为务实的英雄呢？自是千年务虚痼疾已深，不彻底打碎更变实在是无从谈起啊。否定了这一点，就是对20世纪我们中国人长达一个世纪的更革奋斗视而不见。

而以李鸿章为汉奸国贼者，必为甲午之败辛丑之耻痛惜扼腕，仿佛杀李则能改变战局避免国耻，而清廷则仍是堂堂正正的大清帝国，这实在是癔梦啊。想当造时势之英雄，则必须要能真正的打破务虚学而有术，这在当时几乎是与整个千年文化积习为敌，事实证明李鸿章这种务虚时代的实干家不行，翁同龢这种务虚时代的所谓君子、康有为这种务虚时代所谓的改革家都不行，那些务虚时代的小人就更不必说了。

以李鸿章之务实敢干不辞辛劳生于务虚时代都难以学而有术，洋务半生尚“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一生兢兢业业如履薄冰都难以在后世摆脱一个“国贼”的骂名，可见务虚痼疾程度之深了。以务虚时代之英雄而成务实时代之国贼，英雄和国贼果然有所谓巨大的间隙吗？还是李鸿章生平前后的主流文化之间有这般巨大的间隙呢？这百年来，那么多只如鲁迅先生般的如椽巨笔，才堪堪扭转千年痼疾在人心中的荼毒之深，将这种荼毒所表现出的后果让李一人一力承担，我觉得实在是肤浅过分的言论。

唉，以旧英雄之身份而成新时代之国贼，以今日之眼光，到底该视为李鸿章的过错还是千年务虚文化的过错呢？

八

作为一个中国人，对历史总会心存一些假如（毕竟有强汉盛唐，现在的口号也还是复兴）。总有人会说满清误国，认为遇上19世纪那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假如不是满清朝廷而是汉人王朝情况会完全不同；也有人会想若遭遇此事的中国统治者不是咸丰，不是光绪，不是慈禧，而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结局也会不一样；还有人说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是被满清给消灭的，否则中国也会自然而然的成为近代西方那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诸如此类的想法很多，但历史没有偶然，即使有偶然，在一个模拟器中能够重现历史，让那些明君圣君放弃一家一姓特权，让那些世家门阀放弃所有地方权益的概率能有多少呢？即使有人真的愿意，他能够扳的过整个旧文化的手腕吗？（过继当上皇帝的想尊自己的生父历朝历代士大夫都会罗里吧嗦的，没有点手腕的皇帝连这种事都搞不定，即使手腕通天难道能搞定整个文化变革的事情吗？因此在中国这种务虚文化的千年体系下，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不可能行的通的，想变革只有改变一个民族的思想，这又哪里是一个人能够办得到的呢），孟子说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当然是惯于骂人禽兽，而放弃他这种庶民君子的成见，还智于百姓，让“君子”与“禽兽”平起平坐，历代有君王与权臣能够做到吗？（也许中国能够依赖如明治天皇那样的明君通过变革依靠广阔的土地在19世纪成为列强，但这种强国方式与英美等国还是有根本区别，日本明治维新后是变强了，但仍然有华族这种旧时代产物，我以为仍然带着野蛮不理性的气息，以中国之大，如此，更甚矣，仍然只会成为如沙皇俄国那样的纸老虎）王莽的改制引来了千古骂名只是因为其制过激而使掣肘过厉，而“科举”的产生也只是得益于旧门阀势力的削弱，而这种削弱，无不是血与铁的结果，而后再看19世纪末李鸿章所遭之非议，守旧势力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关口还指望着把洋人赶走继续上古时期的统治方法。这是他们幼稚吗？不是，实在是千年务虚积疾过深，使得四万万国人人人为鸵鸟而不自知，大才如严复尚且崇尚科举，务实如李鸿章尚且惋惜自己一生没做成军机大臣。

在这种千年务虚观念深入骨髓的情况下，小修小补有用吗？剜肉补疮有用吗？我看把血全换了都未必有用。在这种情况下，将千年务虚积累下导致的癔病产生的痛苦全部归咎给李鸿章这种只会小医小补的郎中，合理吗？骂李是国贼，那必须带上当时满朝文武，带上当时被欺罔了数千年的四万万百姓，带上数千年政治文化风俗的方方面面。雪崩之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但作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难道李鸿章留给历史的意义只是让后人怒斥痛骂吗？

十九世纪以前的英雄，配上了务虚思想引导下的务实，却成了日后人们眼中的国贼，应该感到悲哀吗？不应该感到悲哀吗？对着那个由务虚向务实转化的时代，是继续痛斥那务虚时代下的国贼或者说英雄，还是应该对我们19世纪以前的文化多做一些反思呢？

后者，我以为才是李鸿章这个历史车轮扭动间隙下产生的矛盾人物该给我们带来的意义。

后记

本文基本可以视为是《走向共和》电视剧前半段以及梁任公先生的传记《李鸿章》的观后感吧，写之前没想过要什么纲领也没有确定什么中心论点，写到现在洋洋洒洒有八千多字，也渐渐形成了一个很不清晰的脉络吧。

全文的中心其实也就是以李鸿章个人在通俗历史评价上的矛盾为引，引出对19世纪前中华传统文化的反思吧。一个代表着那段历史的人物，以两种文化的眼光看待，会得出英雄和国贼两个迥异的看法，这种激烈的矛盾也着实可以说明旧文化的一些荒谬之处了。

当然全文只是借用了务实与务虚这一对矛盾在19世纪末那个节点上所爆发出来的强弱态势，并没有对中西文化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进行所谓优劣对比及形成原因说明。因为非要进行详细的对比说明的话，我认为恐怕得从先秦思想和古希腊哲学的迥异说起，那话题就大了，所以全文对这种矛盾在我国中世纪的表现仅仅以叙代议，所表达的仅仅只是矛盾本身而不是对矛盾产生原因的分析论证。

全文以李鸿章为引，但对李鸿章一生的事迹仅仅摘捡了其作为国贼原因的几个大点论述，如果对李鸿章或那个时代感兴趣，着实推荐任公先生的传记《李鸿章》（即《同光以来大事记》），其文作于1901年李鸿章死后不久，集合了那个时代的视角与梁公极其客观的评价，我认为堪称是了解李鸿章的第一手资料，也是了解那个时代的一个不错的POV。

再来谈谈文章的另一个引子孔融，也许以知人论世而言他该算是在文学上卓有成就（建安七子之首），气节上也不错（堪称魏晋风骨，虽然我以为孔融这种气节不要也罢）。我在文章中如此苛责他说实话与大众苛责李鸿章也许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吧，要说区别，其实也是因为孔融所代表的这种务虚做派着实让我disgusting吧（细细想来，古人会写字的不多，所以键盘侠才会如此弥足珍贵吧），之前读过一些孔融的史料，有机会会写写我为啥那么不喜欢孔融，在此不再说明了。

最后，谈谈为何我写着写着就以务虚作为一个主线了吧，这个原因说来惭愧，实在是自己的务虚行为所致，如今三月，还有三个月本科就该画上句号，但纵观自己这四年，基本没干成什么实在的事情（书读的好当然是实在的，游戏打出了名堂也是实在的啊，唯独什么都没做的像样倒是值得思考的一个点），遂作此文以自勉。

子夜，记于2020.3.4 九江。希望疫情退散武汉加油。